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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5 16:50 来源:腾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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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素养研究:背景、内容、范式与价值

总体而言,海洋生态补偿工作面临着立法供给不足的问题。

2018-09-25 15:17 《新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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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人类的影响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导致媒介素养研究遭遇困境,需要实现研究路向的转换与升级。以媒介环境学为理论指引,后媒介环境学为问题情境,建构“媒介环境素养”研究路向是理想选择,可以为人类个体的媒介环境实践提供具体指导,使人类个体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趋于和谐。在具体研究中,应该遵循“发展”研究范式,即如何提升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的发展能力。由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将在人类个体如何对待媒介环境、如何实施媒介素养水平提升、如何实现媒介素养研究创新发展等方面体现重要价值。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素养;媒介素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人类社会已逐步进入信息社会阶段,人类“媒介家族”在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基础上,又增加了电脑、手机等新成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媒介技术也已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五彩斑斓的媒介环境发展态势下,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为圭臬的媒介素养研究遭遇困境。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认为,目前在媒介素养研究中,似乎陷入了数字技术辞令的迷雾,变得过于模糊、笼统与定义不清,学界有大量的对话,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参与量很大,但很少有行动,也没有实现重大改变。[1]中国学者张开认为,随着媒介环境的神速变化,媒介素养研究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的应对状态,缺少整体考虑、全盘研究、长远设计,发展土壤不厚实,始终没有像其他学科那样,在本体论、知识框架等方面形成较为一致的思想。[2]因此,如何实现媒介素养研究路向的转换与升级,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提出媒介环境素养概念的背景

从哲学层面来说,环境(主体)是对中心事物产生影响的所有外在事物(客体)的总和,即相对于并相关于某个中心事物的所有周围事物。人类最初意识到要研究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1866年,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生物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学”(德文Oikologie)这个词,以表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1869年,他在耶拿大学哲学系就职演讲中具体阐述了他提出的生态学思想,即“生态学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它关注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所有关系,包括和那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动物和植物的友善和有害的关系”[3]。1951年,德裔美籍学者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社会科学中的场论》一书中提出“场论”学说,用以研究人的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场论’的一般观点是研究处于他或她的‘场’中的人类个体,因为事件是由人类个体的当下环境中的各种力量所决定,这个‘场’也被称为一种生活空间,是个体行为的私人环境,或是围绕这个个体的社会环境”[4],标志着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开始由自然层面向社会层面扩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认识逐渐突破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向媒介层面扩展。1967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于对媒介性质的生态学认识,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个词,用以帮助人们理解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1968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对“媒介生态”做了具体阐释,即“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5]1998年,波兹曼在一次演讲中论述了媒介环境的构成原理,即“媒介环境的构造成分是语言、数字、形象、全息图,还包括一切符号、技术和机器”[6]。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曾以媒介化的城市空间为例,对媒介环境的演变进行了描述,“19世纪中期时,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巨幅广告和街角报纸等,后来新闻电影、娱乐周刊等成为都市景象的一部分。但是,20世纪晚期以来媒体介质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景象,当人们乘坐公交车时,不是望向窗外,而是低头盯着他们的移动设备,相同的景象在大街上和公园中都可以被看到。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整座城市正在经历私人屏幕时代,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图片分享重返公共领域”[7]。这表明在麦奎尔眼里,从媒介形态角度来说,各类媒介所构造的媒介环境已不是一种虚拟存在,而是可以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并驾齐驱的又一种实在环境。

尽管人类对媒介环境的理性感知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但是人类对“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的研究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等媒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引发西方学界对媒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的研究范畴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媒介素养研究的历史就此开始。[8]不过,那个时候以及后来的很多年,人们对媒介环境的认识是割裂的,例如报刊只是一种纸质媒介,广播只是一种声音媒介,电视只是一种视觉媒介等,加上长期以来媒介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如何“利用”或“参与”媒介,成为后来媒介素养研究的焦点所在。基于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介给人们以更直观的感受,各种媒介构成的媒介环境犹如空气般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媒介本身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波特(W.Jams Potter)所言,“当媒介为我们持续不断地提供海量信息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选择。”[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当前及未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这个研究范畴,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参与”研究范式也已经无法适应媒介环境演变提出的具体要求,媒介素养研究的观念需要进行重构。

二、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主要内容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面向媒介及信息素养指标》,力图将媒介素养概念与起源于计算机信息检索领域的“信息素养”概念融合,提出“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10]并着力推进二者融合研究。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对媒介素养研究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概念表述创新力度不够,内涵界定依然以赋权为基点等。因此,芬兰学者伊盖拉·万德恩(Ingela Wadbring)认为,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是模糊的、不准确的。[11]为了解决媒介素养研究遇到的问题,近些年很多学者另辟蹊径,以麦克卢汉、波兹曼等学者开创的媒介环境学理论为基础,探寻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路径,例如中国学者张艳秋认为,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是关注研究人与媒介的关系,而这应该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12]媒介环境对人产生何种影响是把握“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基础,也是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宗旨。由此可见,“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路径为指引,建构‘媒介环境素养’概念,不仅是准确描述当前及未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理想选择,也是实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的必由之路”[13]。

媒介环境素养是指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为实现某种程度的生存与发展目标而形成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媒介环境形态素养和媒介环境信息素养两个方面。[14]媒介环境形态素养是指人类个体对书籍、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电脑、手机等具体器物的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进一步来说,美国学者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认为,“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和感性偏向”[15]。由此,人们在媒介环境中就应该注意媒介形态接触的平衡,从而达到自身的理性或知识同感性的平衡。媒介环境信息素养是指对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具体内容的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美国学者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在回顾媒介环境学的学术史时说,“波兹曼认为我们总是倾向于考虑技术创新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考虑不应该做什么,即负面效应,并且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过剩”[16]。面对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越来越庞大的信息洪流,人们很容易被裹挟进去而不能自拔,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洞穴之喻”中被关进洞穴的奴隶,他们只看到洞穴中墙上的投影,而忘记了现实世界的精彩。对此,人们应该做到不被媒介环境所控制,而是从容穿梭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之中,体现自由存在的意志。

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理论指引是媒介环境学,但问题情境是后媒介环境学。后媒介环境学关注媒介环境对人类的全方位影响,即媒介环境由媒介形态和媒介内容两个方面共同组成,对人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就影响的渠道而言,包括生理和意识两个渠道;就影响的层面而言,包括对人类短期现实影响和长远宏观影响两个层面;就影响方式而言,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就影响性质而言,分为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两种性质。[17]从环境哲学角度来看,以往媒介素养研究带有浓厚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所以在中外很多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表述中,“获取”“利用”“使用”等词汇时常出现,而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观念基础,主张人类个体不能以无限索取的态度对待媒介环境,而是在彰显主体理性的前提下,以人类个体自己实际需要为前提。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以关注媒介环境对人类的全方位影响为出发点,力图唤醒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理性,凸显人类个体在迎合媒介环境正面影响与对抗负面影响中的能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媒介环境学是提出媒介环境素养的问题情境,媒介环境素养则是后媒介环境学所提问题的应对策略,二者可以在当前及未来媒介环境演变中紧密结合,使得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真正结合起来,为人类个体的媒介环境实践提供具体指导。

媒介环境素养是人类个体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人类社会是由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人类个体是人类社会的微观基础。所以,媒介环境影响人类社会是通过影响人类社会中每个具体的人类个体实现的。正如中国学者楼慧心所言,“如果一种哲学所力图体现对人的关怀尚未深入到人类个体层次时,那么这种关怀便很难配称是‘终极的’关怀”[18]。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育水平、性格特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具体存在,每个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认知能力各不相同,行为能力也千差万别。因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在于如何促使每个人在原有认知与行为能力基础上得到最大限度提升,而不是促使每个人认知与行为能力的均等化。美籍华裔学者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在谈到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时说,“依据波兹曼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关怀,以及媒介环境学的一般原理,我们有必要应用媒介环境学的知识,使世界成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号环境或者媒介/文化环境,以便使人们可以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19]。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媒介环境学“匡世济民”式的学术理想降落到具体行动中,使人类个体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趋于和谐。

责任编辑:韩笑(QL0008)  作者:韩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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